飘流海外的辛酸
“下南洋”是中国人走出国门的移民潮，其中充满了辛酸与艰险。
首先是“违法”。移居海外在很长时期内是不被允许的。朝廷认为，迁居海外无异于“弃绝王化”，因此，不仅不给移民任何保护，而且对回国者严厉制裁。直到晚清，清政府才意识到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与商埠的重要性，于光绪三年（1877）任命当地华侨领袖胡璇泽为新加坡首任领事。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，清政府解除华侨海禁。进入民国，华人参与当地政治、经济、教育事业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
其次是旅途的艰险。早期移民偷渡出洋，整日担心官军稽查与海盗行劫，海上风险难测，帆船时有倾覆的危险。近代出洋华工则几乎与奴隶无异，饱受猪仔头与猪仔馆的虐待。华工被封禁在船舱内，条件恶劣，死亡率极高，贩运华工的船只被称为“移动地狱”。自由移民者也经常遭到偷渡船主的讹诈与各色人等的刁难。
再次是登陆后，移民同样面临着凶险的环境。一方面，需要克服难以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问题；另一方面，还受到当地各种势力的多重压迫。殖民者急需华人参与地区开发，但又对华人迅速扩张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充满担忧，因而有意压制华人，以致迫害、屠杀华人的事件时有发生，其中尤以印尼多次屠杀华人的事件最为惨烈。殖民势力消退后，土著政权也延续了以往排华、限制华人的政策。一旦政局出现动荡，华人往往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发泄不满的对象。
漂流海外的孤独感和受到的各种压迫，促使华人通过种种方式来保护自己、寻求慰藉与帮助，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：
一是与土著通婚。早期移民大多是单身的成年男子，妇女数量少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，不少华人便与当地妇女通婚，逐渐融入当地社会，“华人有数世不回中华者，遂隔绝声教，语番语，衣番衣，读番书”。19世纪末，随着有关禁令的取消，华人妇女迁往东南亚者日渐增加，华人华侨与外族通婚的现象逐渐减少。
二是创立同乡会馆。移民迁入早期，即出现以互助为目的的合作团体，马六甲的青云亭、槟榔屿的广福宫、新加坡的天福宫都是不分籍贯的华人互助机构。随着移民增加，来自同一省份、府县、方言区的同乡会馆逐渐取代前者，使华人社会的人口分布逐步呈现出强烈的地缘色彩。
三是加入秘密会党。早在1799年，槟榔屿当局已发现华人会党（“私会党”）的存在，后来会党在东南亚各地势力急剧膨胀，成为影响当地政治的重要力量。在早期华人社会中，会党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保护人的角色。在华工贸易中，私会党大多充当“猪仔头”角色，其势力还遍布赌场、妓院、烟馆等场所。私会党内部派系林立，经常发生械斗事件。到20世纪20年代，会党遭到取缔，逐渐转入地下活动。
大量华人移居东南亚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中国国内的人口压力，也极大地推动了东南亚社会和经济的开发与发展。华人作为东南亚各国本地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现已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，但限制华人、排斥华人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。
